2026年3月，纽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以2比1裁定，全面推翻此前对阿根廷不利的一审判决，解除其因2012年YPF国有化而可能承担的约180亿美元赔偿责任。该案历时十余年，被视为阿根廷近年最具经济与制度象征意义的国际诉讼之一。
本案源于2012年阿根廷政府对YPF的国有化行动。当时国会通过法律，并向最大股东Repsol支付补偿。然而，其他未获公开收购要约的少数股东主张自身权益受损，遂提起诉讼。其诉权后由英国诉讼投资公司Burford Capital收购并主导案件进行。
2023年，一审法官Loretta Preska裁定阿根廷违反公司章程义务，未依规提出公开收购，应赔偿约160亿美元（含利息约达180亿美元）。该判决仅针对阿根廷国家责任，并已排除YPF公司本身。
然而，上诉法院此次作出关键性法律重构。多数意见认为，依阿根廷法律，公司章程不构成国家对股东承担的可强制执行之双边契约义务，因此股东提出的违约损害请求不具法律基础。此外，即便假设存在契约关系，相关请求仍受阿根廷公法中关于征收制度的限制而不得成立。
判决进一步指出，公司章程的性质属于内部组织规范，不能直接转化为国家对私人投资者的契约承诺。此一解释直接切断了原告试图将国有化行为转化为「契约违约」的法律路径，成为推翻赔偿责任的核心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亦承认阿根廷在章程中可能曾作出明确承诺，且未履行公开收购义务在事实上具有严重性，但在缺乏阿根廷本国判例支持的情况下，拒绝将其上升为可请求损害赔偿的契约责任。
反对意见中，法官Cabranes则持相反立场。他认为YPF章程应被理解为股东间契约，国家取得控制权后即应履行公开收购义务，否则构成可赔偿之违约。其并警告，多数见解可能削弱国际投资者对法律确定性的信任。
在程序结果上，上诉法院不仅推翻一审判决，亦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要求依其法律见解重新处理，等同于全面否定原有赔偿架构。
在诉讼对抗层面，Burford Capital长期采取高度进攻性策略，包括尝试强制执行判决、申请扣押阿根廷海外资产、主张YPF与国家构成「同一实体」（alter ego），并调查央行储备与政府官员资产，以寻求实际偿付来源。
此次判决公布后，Burford股价单日大跌约50%，显示市场对其诉讼资产价值的重大重估，也反映该案在其投资组合中的核心地位。
阿根廷方面的防御策略则展现高度一致性。历届政府虽风格不同，但基本立场未变：一方面主张案件应依阿根廷法律审理，另一方面强调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反对外国法院对其境外资产采取执行措施。
其法律论证主要集中于四点：第一，外国主权财产原则上不受强制执行；第二，美国法律中关于资产转移（turnover）的规定不适用于主权国家；第三，YPF股份不符合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FSIA）例外条件；第四，强制执行将违反阿根廷国内法及国际法上的国家行为原则。
此外，政治与外交因素亦被认为在背景中发挥影响。阿根廷政府近年与美国建立更紧密关系，并透过外交与法律管道获得美方支持。美国政府曾向法院提交意见书，警告若对外国主权作出不利裁决，可能影响美国自身在国际司法体系中的对等待遇。
总体而言，此次判决的核心意义不仅在于避免巨额赔偿，更在于确立一项关键法律界线：国家行使主权进行征收时，其法律责任不应轻易被转化为私法契约违约。该界线同时关系到国际投资保护与国家政策自主之间的平衡。
尽管案件尚未完全终结（Burford仍可能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或国际仲裁机构），但本次逆转已对阿根廷的财政风险、国际信用与法律地位产生实质影响，也为未来涉及国有化与投资者权益冲突的案件提供重要参照。
判决最直接的影响，在于大幅降低阿根廷短期财政风险。若维持原一审约180亿美元的赔偿责任，将对本已脆弱的财政结构、外汇储备与债务重整进程构成重大压力，甚至可能引发新一轮通膨与货币贬值预期。判决逆转后，国家避免一次性巨额支付，短期内有助于稳定汇率与主权风险评级，并释放部分财政空间，用于社会支出或基础建设投资。
然而，中长期影响则更具不确定性。一方面，判决强化了国家在主权行为上的法律防线；另一方面，亦可能引发部分国际投资者对阿根廷市场「契约可预期性」的疑虑，进而影响外资流入与融资成本。因此，其对民生经济的实际效果，将取决于政府能否将此法律胜利转化为制度稳定与投资信心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