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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的社运团体「断路客」（piqueteros）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自政府切断其资金与物资分配权后，这些团体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也显著减少。根据政治分析机构「Diagnóstico Político」的数据，相较2023年全国抗议活动较前一年下降了23%，而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降幅更高达51%。
政府切断资金与物资分配 社运团体影响力锐减
过去，社运团体透过掌控社会计划资金和物资分配，维持其动员能力。然而，自2023年12月起，政府冻结了取代「Potenciar Trabajo」计划的社会福利金额（每月78,000阿根廷披索），并收回物资分配权。这一举措直接削弱了社运团体的资源基础，使其难以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
此外，安全部长帕特里夏·布利里奇（Patricia Bullrich）实施的「反封路协议」也有效限制了非大型集会的街头抗议。政府还取消了社运团体在合作社中的出勤管理权，并接管了社区食堂的物资分配，进一步削弱了这些团体的影响力。
社会政策转向直接补助
数据显示，2024年12月成为自2009年以来抗议活动最少的月份。人力资本部长桑德拉·佩托维洛（Sandra Pettovello）表示，政府决定「去中介化」社会政策，以确保弱势群体能直接获得福利，而非透过社运团体分配。她强调，这不仅减少了街头封锁事件，还提高了社会福利的透明度。
例如，政府增加了「全民儿童津贴」（AUH）等福利的金额，并确保这些补助直接发放给受益人。一位前政府官员指出，这种直接补助的方式「正在奏效」，尽管部分手段被认为「非正统」。
社运团体内部重组 寻求新政治定位
面对资源流失和影响力下降，社运团体正经历内部重组与反思。阿根廷最大的左翼社运组织「工人阵线」（Polo Obrero）的领头人物爱德华多·贝利博尼（Eduardo Belliboni）因涉嫌挪用社会援助资金而面临审判。他计划向国际法院提出申诉，声称审判过程未遵守关键的法律程序。
与此同时，其他社运团体也在寻求新的政治定位。例如，「Movimiento Evita」的领导人埃米利奥·佩尔西科（Emilio Pérsico）承认，过去过于依赖社会援助议题，而忽略了工作与生产的重要性，他呼吁重新聚焦于地方经济发展，并支持新一代领导人。
「Barrios de Pie」组织的领导人丹尼尔·梅嫩德斯（Daniel Menéndez）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政府担任大众经济副秘书长，试图在基西洛夫（Axel Kicillof）的带领下重新定义社运团体在政治中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