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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長馬薩（Sergio Massa）很忙，在眾多競選活動中，也積極與工商業界的代表會談；總統候選人也再對他們做出承諾：「不會全面性經濟開放」。馬薩的論點是，此舉將導致「人們失業和工廠倒閉」。
光是這一點主張，就與另一位候選人米雷（Javier Milei）形成鮮明對比，後者的提案旨在實現市場經濟，按自由競爭的法則來。
經濟部長馬薩（Sergio Massa）儘管並沒有把話說死，甚至可以理解成在暗示「可能接受某種形式的開放」，只要不是完全開放；但已經足以肯定，在他當選總統之後與現在的政府可能不會有明顯的變化，仍會繼續挺工會、保護特定的產業，如紡織業等中小企業。
以澳洲為例，澳洲和阿根廷有一些自然條件上的相似之處，至少和日本比起來，阿根廷還是更像澳洲一些；只是彼此仍是兩個不同的國家，之間還是有所不同。
首先，阿根廷和澳洲都是大型國家、人口較少、自然資源豐富，農牧業都在經濟結構上佔據了重要地位。
可以說，一直到幾十年前，這兩個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潛力相似性極大，甚至所面臨的問題也是如此。
在二十世紀七○年代，澳洲也面臨了通貨膨脹，失業和財政赤字的打擊，在封閉且毫無競爭力的經濟體系中。生活花費一年約 16％，失業率接近 10％，這在當時被認為是很高的數字。
到了八○年代到九○年代，澳洲基於新的經濟理論，對於開放經濟和競爭，做了深切的改革：
其關鍵就在澳洲的兩大主要政黨 – 工黨（Laborista） 和自由黨（Liberal）為了這一項改革雙方達成的一致意見，在整個國家形成共識。有趣的是，當時的澳洲首相是屬於工黨的，還曾經是工會的領導人。
於是澳洲從一個高度保護主義的國家，和現在的阿根廷很是類似，決定拋棄所有這一切。
許多行業和部門都因此受到了影響，包括那些原本以為「大到不能倒」的行業，像紡織和汽車產業，產值很貴重，卻沒辦法出口。勞動力成本太高，效率也不對稱。
政府決定，那些不具備競爭力的產業都必須適應時代，或者消失。
於是原本的高額進口關稅，被降低或取消了，也取消了那些沒有競爭力的工廠補貼。
當時的澳洲人口只有 1600 萬多一點，與亞洲鄰國的數十億相比，澳洲的邏輯很簡單：賣東西給他們，要比這些國家能賣給澳洲的更多。
於是，澳洲推動這一政策的原則是：不該把納稅人的錢花在維持低效產業。
澳幣開始自由浮動，並取消了管制措施來吸引外國投資。
民間產業、工會和政府也達成了協議，限制了薪水的增長，以換取更強大的社會保障計劃，並推動勞動法改革。
在改革初期的過渡階段，突然有成千上萬人失業，但時間並不長，情況很快就得到扭轉。
在競爭力提升後，物價逐漸降低，並且穩定了下來。澳洲的通貨膨脹每年都低於 5％，儘管仍受到疫情對全球造成的影響。但在 2019 年，澳洲的通膨只有 1.8％。
澳洲的通膨在本世紀這 23 個年頭以來，累計只增加了 50％多一點，而阿根廷卻只花了 5 個月就輕鬆超越了。
澳洲的失業率是 50 年來的最低水平。約在 3.4％ 至 3.7％ 之間。不過這數據還有很多的技術性分析，並不能完全代表勞動力市場的情況。澳洲是一個不斷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勞動力的國家，靠外籍勞工來做那些澳洲人不願意做的工作。
對失業者的幫助也會有許多的考量。例如對年輕人，有一個階段，他們可以獲得最高金額的援助，但政府也會幫助他們找到工作。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這些補助就會逐漸減少了，並強制他們接受培訓，以幫助他們找到工作。
這些改變對於新興產業的增長，如金融、教育或旅遊服務都非常重要。特別是教育產業，這成了該國收入的第三大來源。在現有的 2500 萬人口中，有 62,4 萬名的外國學生付學費上大學。雖然學費不像美國和歐洲那麼高，但「使用者費者」，就連澳洲人自己也要付學費上學。
長期來看，經濟開放後配合其他改革的結果顯示，澳洲這 30 年來都沒有再衰退，如今更是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儘管他們的汽車工業已經消亡，而紡織工廠也被迫轉型。
但是在汽車領域，澳洲人口只有阿根廷的一半，可是銷售的新車卻是阿根廷的兩倍以上：100 多萬輛對 44 萬輛。
澳洲對於紡織品的進口關稅為 0％，可是澳洲的出口量卻是阿根廷的 7 倍；紡織業在阿根廷一個備受保護的行業。
澳洲的人均收入自經濟模式改革以來已經翻了三部。超過每年 6 萬美元，位居全球排名前十。
La teoría económica de Sergio Massa que la realidad de Australia contrad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