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是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名作，书名叫「国家的视角」。
这本书有个副标题：「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副标题很长，但是用白话来说就是，国家怎么好心结果办了坏事。
在现代社会，国家对人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它规划著大家熟悉的现代生活，从个人身份资讯的征集管理，到四通八达的高速公共交通，都能看到国家的影子。但是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并不总是那么正面的，相反，它还可能引发大的灾难。
历史上的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一些国家主导的社会工程目标是改善民众的生存状况，但他们带来了环境的破坏、水源和粮食的短缺，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员伤亡，最终事与愿违。
面对这些失败的社会工程，许多国家也做了反思，但是仅仅把它们归结为政策的失误或者执行时出现的偏差，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一次次的教训，依然不能阻止悲剧继续发生。
这些极端事件的背后，有没有更深层的思想根源呢？
「国家的视角」这本书，就为此提供了答案。
书中的内容，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
- 第一点，什么是国家的视角？
- 第二点，这种国家的视角造成了哪些影响？
- 第三点，有没有可能避免国家的视角带来的灾难呢？
首先来看看，国家的视角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视角？
从国家这双眼睛去看社会、看世界你会看到哪些不一样的景象呢？
几乎在书的一开篇 斯科特 就指出，国家看待世界的办法并不是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那样五彩缤纷，充满了差异和个性。比如你的同事、上下铺的同学，还有住处的邻居，每个人背后都有故事，绝对不会重样。
在国家那里，而是一种高度简化类似地图索引般的视角，你可能只是人口统计表里的一个数字而已。
斯科特认为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是清晰化、简单化，就是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类活动，简化为可以进行行政管理的一项项条目。只有这样， 国家才能有效操纵被管理的对象，从而达到税收、征兵、发展经济、保护国家安全等功能和目标。
来看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普鲁士（Prusia）科学林业的发展。
普鲁士王国（深红色）领土最大范围（1876年吞并萨克森-劳恩堡后）
但是如果从国家的视角去看，就看不到这些东西了，在国家的眼里林业的唯一用途，就是财政收入。
随着 18 世纪普鲁士资本主义的发展，木材消耗量越来越大，为了有效保障并提高林业的财政收入也为了让木材产量更稳定、规格一致、品质齐平。
普鲁士从 1765 年开始发展科学林业，他们把原先山地里杂乱的林场改造为单一树种、单一树林的经济林，严格按照一定比例的行距来种树，排列的整整齐齐，统一观测、记录、施肥、降水、杂草等资料。
这样的话，即使一个不太有经验的工人也可以照着这份资料表来完成相应的管理任务。
最后德国很多森林已经只有云山、松树这些长得快、卖得好的树种了。
原生森林就这样变成了单一商品的生产机器，比原先自然生长的森林多产出了好几倍的木材产量。
同样的道理，这种事情也发生在城市生活的转变。从城市布局的演变，也可以马上看出国家的视角对清晰化、简单化的要求。
在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比如十六世纪的布鲁日（Brujas），整个城市布局相当不规则，现在去旅游还是能感受到欧洲古城里那些弯弯曲曲的小巷、零散的花园、不规则的广场等等，总之，城市布局不是很整齐。
但是到了 19 世纪的芝加哥、费城、纽约、华盛顿，城市格局已经变成整齐的网格状了，主干街道都是第几大道、第几街区，贫民区、富人区分得清清楚楚，商场、公园、道路都通通按照数位排列整齐。
显然，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布局更加生活化，更能体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习惯，而现在大都市则事先精密规划，布局一目了然，更方便市政管理，交通运输和国际贸易等等。
又称布吕赫，位于比利时西北部
但是 斯科特 认为，清晰化与简单化只是一个前提条件，它使得开展大规模社会工程变得可能，是任何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的必经之路。
只有当这些行政技术，进化到近乎迷信的程度，催生出极端现代主义；行政上的集权的时候，才会导致不顾现实，疯狂推动不切实际的大型工程，最后通往失败的命运。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讲的2点，就是，国家的视角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在这里斯科特着重分析了极端现代主义。
什么是极端现代主义呢？
简单来说，就是强烈相信甚至迷信科学和技术进步，并把这种进步应用在所有国家事务里。这种意识形态的历史观是直线性的，认为过去通通是愚昧落后的，而未来一定是光明先进的，而为了快点迎接未来那就要尽快甩开传统、习俗和历史的包袱，举国发展科技、规划经济，跑步进入现代化。
对此，不妨来看看两个典型的例子，巴西利亚（Brasília）的规划以及坦尚尼亚（Tanzania）的村镇化。这两个大型的社会工程分别发生在南美洲及非洲，而且跨度上也覆蓋了城市和农村，说明极端现代主义的影响无处不在。
第一个例子，就是被 斯科特 认为最接近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巴西利亚（Brasília）。
1956年巴西新总统 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上台，他为了平衡发展的沿海地区和落后的内陆地区，让巴西在 5 年中取得 50 年的进步，新政府决定从旧首都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迁出，搬到全新建造的新首都巴西利亚（Brasília）。
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
科斯塔（Lúcio Costa）
正中间是政府博物馆和广场，两翼是住宅，每 360 间房子算一个居住区方块，每 4 个居住区方块就配置一间学校和电影院。
住在新首都里的老百姓，从吃喝拉撒，到工作娱乐乃至交通行证等等，都是被分配好了固定区域，甚至让人均绿地面积达到了 25 平方米，超过了联合国的标准。
看上去，巴西利亚的确象征著巴西进入了崭新的现代化阶段，这里不再有旧首都容纳黑帮、妓院的阴暗街角，也不再有拥挤的交通、污染、噪声和乏善可陈的公共设施。
但是巴西利亚却产生了新的更严重的问题，用巴西利亚第一代移民的话来说，叫做巴西里特（Basilite），意思是巴西利亚炎症，寓意在这里生活非常无聊，要么在家里或者在上班，要嘛就是在通往家里或上班的路上。
他们说，巴西利亚的街道已经死亡，不再有丰富的市民生活和群体乐趣，而只能充当交通功能，甚至那些咖啡店，店铺小商贩都不见了，整座城市失去了生气。
因此，巴西利亚被认为是一座技术官僚拍脑袋造出来的官僚城市，而不是当地公民生活的城市。这种极端现代主义的巨大影响，不单单是让你失去生活的乐趣，也会造成经济的困难。
另一个例子是 1973 到 1976 年之间，坦尚尼亚（Tanzania），搞了一个名为乌贾马村庄运动（Ujamaa）的实验。
这个村庄运动就是想要将整个坦尚尼亚的大部分农民进行强制的定居，让农村跑步进入城镇化。
在此之前，坦尚尼亚全国有 1200 万人口，其中有 1100 万人分散在各个角落，大多从事小农种植和手工业。但是这种情况是永远没法发展出类似美国那样发达的集约化、工业化的现代农业。
因此， 当时的坦尚尼亚总统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大手一挥，一锤定音，就把 900 万人集合起来住到一起了。接着，就是集中人力土地来发展大农业。这个历史事件就是，乌贾马村庄运动。这也是非洲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强制定居运动。
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
他的坦尚尼亚梦，说来也很简单清晰，就是首先要集中定居方便政府为广大农民集中提供教育、医疗和水源，从而改善生活。其次，集中定居可以腾出更多空地，集中人力资源可以更高效的发展集体农业。乌贾马村落明显的就体现了极端现代主义的风格。
在这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沿着交通干道，互相挨着，呈直线状分布。
在规划者看来，这样算是出行便利、交通便捷，周围空出来的田地就被切割成一个个区块，每个区块统一种什么由政府说了算。
在这之前，坦尚尼亚农民通常会在地里混种咖啡、香蕉、大豆这些作物。因为收成时间不一样，混种后延长了收成时间。但是集中定居之后，当官的来了说：「这不行，我们要发展现代农业，那就要大规模集中种植。」所以，种咖啡的就只种咖啡，种香蕉的就只种香蕉。这样做也方便农业技术人员来视察监督相关的种植区块。
常言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这史诗般的乌贾马村庄运动，后来怎么样了？结果，相当糟糕。
坦尚尼亚又是统一规划定居，又是单一种植区块，这些做法根本就不过问当地农民传承很久的耕作经验，而只是，政府规划，美其名曰”现代农业”。
老百姓住在路边，出行是方便了，但是去地里种田却远了。而且，只能中单一的作物，往往容易生病虫害，农作物得病之后又要打农药。最后，造成收入直线下降。
结果，从 1973 年到 1975 年之间，坦尚尼亚就花了 12 多亿先令来进口粮食。相当于增加了每家每户买一头牛的花费，损失惊人。
这整个过程唯一没有损失的，大概就是拿工资的农业官员。在实践过程中，农业官员互相攀比成风，在搬迁人口、新增村庄和土地面积等资料上竞赛、拼政绩，根本不去考虑是否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
不过好在后来坦尚尼亚吸取了教训，及时刹住了车，最终没有引发经济崩溃和大规模饥荒。
说完了巴西利亚（Brasília）和坦尚尼亚（Tanzania）的两个例子。
想必对于极端现代主义及其消极影响会有了更深的认识。当国家迷信极端现代主义，不断尝试重新塑造自然、社会以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就会陆续发生消极影响，甚至灾难。
大家也许会问了，人类可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除了反思，希望又在哪里？现代人还有出路吗？
这就是第3部分要回答的内容。
首先，斯科特认为人们必须吸取教训，要尊重现实世界，不要过度简化事实，也不能迷信任何乌托邦，不要把具体的知识和经验排除在任何规划设计以外，一言以蔽之，用萨特（Jean-Paul Sartre）的话来说就是理念不能覆蓋现实。
所以国家和精英阶层在推行政令的时候要足够谦虚谨慎，而且这种尊重不是一个简单的态度问题，是有具体的对象的，这是一套与国家的视角完全不同的东西。
如果说，跟国家的视角相匹配的是一种地图式的高度抽象的，依靠专家的知识，那么社会生活更仰来日常的经验、习惯和常识。
作者斯科特特地提出一个词来代表这类小范围的实践知识，这个词就是「墨提斯」。墨提斯（Metis ）是古希腊神话里的人物，她是宙斯的第一任妻子，足智多谋。
作者特地把这个词，从希腊神话引进这本人类学著作里面，就是告诉大家抛开教条，灵活应对复杂状况，是人类的一种智慧。
在日常生活里面，人们做任何事肯定不是按图索骥，完全照着刻板的计画和章程来。因为现实本身是复杂多变的，每个人都需要灵活变通的去应对。
比如说当开始种花的时候，当然不是全盘按照花草种植说明书，而是要细心观察天气、土壤，看看每天气温几度，看看花有没有奄掉，才判断需不需要多加点水。
再比如每个港口，在地图上都有相对的位置，但是真的到了港口，你反而需要一个熟悉当地的水文情况的引水人。这个引水人，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能够准确的掌握当地的潮汐、风向和暗礁情况，让你安全靠岸。
反正，作者就把这些林林总总的灵活实践叫做墨提斯（Metis ）。
而之前讲的巴西利亚（Brasília）、坦尚尼亚（Tanzania）就是忽视了墨提斯，一味推行现代理性和国家意志的恶果。
那如果对墨提斯保护得当又会发生什么呢？
作者特别举了二十世纪西非农业的一个例子。
那个时候，西方农学传入西非，欧洲是现代化的代表。工业化农业的做法自然是无上的真理，说不定就是改变非洲落后现状的法宝。人们自然也很想推广在欧洲行之有效、单一栽培、集中管理的做法。
然而当时 80% 的西非农田都是混合种植多次收割的，如果真的要改可是相当大的动作。好在有新的农业学者亲自到场体验、调研，才发现西非本地的多元种执法的高妙之处。
原来西非的土地，本身肥力比较低，早熟的作物能给稍晚收割的留下天然肥料，而且混合种植不同作物，物种多元，不易集中爆发大规模的病虫害，还有利于水土的保持。
再来，种庄稼就是看天吃饭，就像投资一样，不能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西非的这种农业模式下，一种作物欠收，不会马上引发饥荒。所以多元栽培、混种轮收，反而那可以规避风险，是最有益的方式。
这就是西非农业的墨提斯了。其中的逻辑和考虑，比起欧洲的现代农业，一点也不逊色。
不过作者并不是一味提倡地方的知识和经验，贬低现代的政治考虑和行政技术。他这么做，只是想比较两者此消彼长的态势，为极端现代主义的发生与演变寻找根源。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失败了呢？
斯科特 给出了他自己的回答，在近代早期人们在行政中建立了一套理性原则，希望用清晰化、简单化的方式来管理自然和社会，这就是国家的视角。但是随着科技爆炸和国家能力的提升，到了 20 世纪初，国家的视角变成一种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开始深度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这种局面下本来属于地方的实践知识不再被尊重，一些大型社会工程与当地的时间背道而驰，最终导致了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一系列灾难。
正是基于此，斯科特反对滥用国家权力来强行塑造社会，主张要尊重社会自身的生长机理；反对滥用整齐划一的理性指导，主张要尊重地方习惯和实践知识。
他本人更倾向无政府主义，但在他心目中无政府主义，不是不要政府，而且不要极端现代主义的政府。
他觉得人类社会当然需要秩序，但是建立的秩序不必整齐划一，而是多元一体、内含丰富的。
而压制这些地方上的常识，采用极端的现代主义反而会带来混乱和破坏，甚至无法挽回的灾难。
说到这里，这本书已经从现象分析，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国家的视角》这本书，是斯科特十多年调查研究的总结，作为一个长期关注政治与社会间互动的学者，他还写过《弱者的武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这些书都是研究东南亚农民的，这些农民在面对国家政策、精英话语还有行政官员这些外来管制时，用自己的墨提斯灵活应对。在夹缝中发展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生活来，斯科特甚至还从古代中国的水浒传里读出了梁山好汉们的人类学意义，就是那些被国家体制和社会规则排斥的农民、犯人，被逼退到社会边缘，反而在荒地里建起文化聚落。
可见，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精英与民众的不同知识体系，应当如何调和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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