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境另一頭的巴西，里約熱內盧所發生的事聽起來是如此遙遠。似乎是有些風聲，謠傳那裡死了幾個人，但情況應該不至於完全失控。更何況，如果這裡早有里約瘟疫，事態又不嚴重的話，那麼這就代表我們窮擔心也是多餘的。
這就是1871年布宜諾市的觀點，也是時任總統Sarmiento的大意，沒有要求巴西船隻停泊在外海四十天檢疫隔離，低估了釘在船隻上的警告標語「來自黃熱病肆虐疫區」。
19世紀末的黃熱病幽靈在里約亂竄，甚至還闖進巴拉圭，這個剛在三國同盟戰疫裡慘敗的國度，全民早深陷貧窮和飢荒的困境中，更加難以翻身。
2月4日，San Telmo區就被下令隔離封鎖了。2月7日，布宜諾港口被宣佈為疫區港口，此後這座城市開始一路淪陷。3月簡直是布宜諾市的夢魘：在這個當時總人口數為18萬8千人，且半數為移民者的城市中，城市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受到感染，每日超過150人死亡，有時甚至達到200人，這樣的比例和數字，光聽就令人不寒而慄。
當時，走在布宜諾市中心街頭，隨處可見煙霧瀰漫景象，還可以聞到濃濃的煙燻味。因為當時人們認為疾病是透過空氣傳播的，所以San Telmo區的衛生委員會下令民眾燃燒木材與焦油，藉以淨化空氣。
同年4月，單日死亡人數超過500人，這數據對比正常狀態下，單日平均死亡人數為20人的布宜諾市無疑是敲響了警鐘。
作家Paul Groussac寫道：「數以百計的病患一個接一個的倒下，身旁沒有能為其止痛的醫師，也沒有能安撫其垂死掙扎情緒的神父，棺槨靈前更無人替其唸誦祝禱文。」多數布宜諾人倉皇逃離這座城市，街上盡是無依無靠的外來移民和貧窮孩童在伸手乞討。
黃熱病嚇走富人了，舉家北遷，造就了布宜諾如今北富人、南平民的分隔。
面對撲天蓋地而來的疫情，執政者完全措手不及，當時的報章媒體，La Nación報﹑La Tribuna報和La República報異口同聲號召全民即刻採取行動。媒體大聲疾呼起了作用，3月13日，數以千計的布宜諾市人聚集在五月廣場，眾人當場任命居民委員會。因為，就在同一個星期，國家元首Sarmiento總統、國家最高法院多名大法官以及眾多國會議員居然逃離了布宜諾市，此舉引起當時媒體不少憤怒譴責。
惡劣的環境衛生與大雜院
事已至此，人們想找出代罪羔羊。居民委員會一致決定將過錯推給義大利移民。當時他們多數窮困，又不諳西班牙文，住處就跟擠沙丁魚似的。許多義大利移民居住的大雜院都遭查封，被迫流浪街頭，而僅有的家當則被遷怒燒得精光。他們不得已轉而向義大利領事館求救，希望能盡快離開越好，這已經不是傳染病的問題，而是移民者背負把黃熱病帶來這座城市的不實指控。遺憾的是，出發前往歐洲的船隻有限，僅有少數人得以離開。
城市中的大雜院衛生條件非常惡劣：位於Paraguay街與Cerrito街交界的大雜院就是明顯的例子。屋主禁止房客將垃圾拿出放置街上，還強迫他們將一包包的垃圾全堆積在屋內庭院裡，等到堆到可觀數量後，也就是積了十個月後，再一股氣全拿出去。結果當時屋主是第一個死亡的，幾天後，他太太也跟著他的腳步離世了。
多數的黃熱病例都是發生在城市的南區，也就是Riachuelo河附近的區域，這條因河邊屠宰場和肉類醃製場丟棄動物屍體以及廢棄物而臭名招彰。再加上，當時這城市並沒有建造污水下水道系統，人們排放的糞便就隨處挖坑掩埋，最後這些糞便都滲入地下水層，污染了城市當時其中一個主要水源。
當時沒人知道黃熱病是經由埃及斑蚊傳染的，更不會知道是病媒蚊叮咬患者後，再叮咬健康的人，後者就會被傳染。關於其他國家黃熱病疫情狀況如何，當時並沒有任何確切數據，也沒有任何國際組織能提供在個人防疫方面以及國家應對疫情方面所應採取的措施。
作家Paul Groussac寫道：「城市裡宵小氾濫，有人佯裝白袍醫師護士，假治療之名，實是趁火打劫，趁病患不注意時摸走財物。有人光天化日下行搶，整座城市就像失了魂一樣，幾乎沒有警察站崗守護，如禽獸般的人類被放出籠外，在街道上遊蕩，尋找獵物。」
萬花筒的另一景象，是慈善機構（Sociedad de Beneficiencia）帶著一群屬於中上階級的婦女，大夥兒連忙挽起袖子，在城市裡奔波勞碌，在沒有政府支援之下，勉強湊出物資和金錢，救死扶傷，幫助可憐的病患﹑家屬以及孤兒。
當時，城市中的私人墓園皆無法負荷下葬如此龐大數量的棺槨，政府只好另闢五公畝土地建造第一座公墓，也就是Chacarita墓園的前身，還專門開了一條電車線專送棺槨到新墓園。那時一天甚至需要火化564具屍體，根本沒有衛生條件可言，也正如此，14名火葬場員工因而喪命。
1871年4月中旬，大量民眾出逃以及天氣降溫讓整個疫情趨緩，布宜諾市黃熱病死亡人數達到了高峰。四月份黃熱病死亡人數總計7500人，另500人則因其他疾病而死。直到1871年5月中旬，布宜諾市才得以喘息，恢復正常作息。
4年後，也就是1875年，在鄰居抗議衛生不佳和環境惡臭之下，這座舊的Chacarita墓園被勒令封園，但仍繼續運作至1886年，才被永久查封。1887年，政府就近歸劃九十五公畝所建造新的Chacarita墓園與火葬場正式代替舊墓園運作。而舊的墓園，則成為今日的Parque los Andes（Av. Dorrego和Av. Federico Lacroze）。
黃熱病帶給我們什麼教訓？
無論是在哪個時代，瘟疫總能把人們平時默不關心的問題無情地暴露出來。
黃熱病將布宜諾市是一個衛生條件非常惡劣的城市公諸世人：Riachuelo河因肉類醃製場以及人們亂扔廢棄物而臭氣熏天，絕不能繼續如此放任下去，這城市須要一番整體大整頓。因此，布宜諾市到了1873年開始修築地下污水道，1874年才由John Bateman工程師帶頭埋設自來水管網。
有人認為布宜諾市之所以黑人人口這麼少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多數黑人住在河邊，比較窮困的下游地區，也就是黃熱病重災區；有些人則認為黃熱病和黑人人口比例兩者間並無關聯。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上流社會階層的人確實拋棄當時首富區Constitución區的豪宅，紛紛搬遷至城市北區，那時北區蓋的房子，才開始著重住宅的通風與都市規劃。
由這個事件我們可以瞭解，當瘟疫來襲，比起等到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再來善後，政府更需先機而動，超前部署，第一時間干預調度。但很遺憾的是，等到政府意識到危機時，往往都已經太遲了。
文章來源：
- Cuando la peste vino en barco y asoló a Buenos Aires
- La fiebre amarilla, una epidemia que reveló lo peor de Buenos Aires
- La trágica historia detrás de una pintura que resume el drama de la epidemia de fiebre amarilla que asoló Buenos Aires
- La voraz epidemia de fiebre amarilla que dio origen al Cementerio de la Chacarita
- Parque Los And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