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紐約第二巡迴上訴法院以2比1裁定，全面推翻此前對阿根廷不利的一審判決，解除其因2012年YPF國有化而可能承擔的約180億美元賠償責任。該案歷時十餘年，被視為阿根廷近年最具經濟與制度象徵意義的國際訴訟之一。
本案源於2012年阿根廷政府對YPF的國有化行動。當時國會通過法律，並向最大股東Repsol支付補償。然而，其他未獲公開收購要約的少數股東主張自身權益受損，遂提起訴訟。其訴權後由英國訴訟投資公司Burford Capital收購並主導案件進行。
2023年，一審法官Loretta Preska裁定阿根廷違反公司章程義務，未依規提出公開收購，應賠償約160億美元（含利息約達180億美元）。該判決僅針對阿根廷國家責任，並已排除YPF公司本身。
然而，上訴法院此次作出關鍵性法律重構。多數意見認為，依阿根廷法律，公司章程不構成國家對股東承擔的可強制執行之雙邊契約義務，因此股東提出的違約損害請求不具法律基礎。此外，即便假設存在契約關係，相關請求仍受阿根廷公法中關於徵收制度的限制而不得成立。
判決進一步指出，公司章程的性質屬於內部組織規範，不能直接轉化為國家對私人投資者的契約承諾。此一解釋直接切斷了原告試圖將國有化行為轉化為「契約違約」的法律路徑，成為推翻賠償責任的核心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亦承認阿根廷在章程中可能曾作出明確承諾，且未履行公開收購義務在事實上具有嚴重性，但在缺乏阿根廷本國判例支持的情況下，拒絕將其上升為可請求損害賠償的契約責任。
反對意見中，法官Cabranes則持相反立場。他認為YPF章程應被理解為股東間契約，國家取得控制權後即應履行公開收購義務，否則構成可賠償之違約。其並警告，多數見解可能削弱國際投資者對法律確定性的信任。
在程序結果上，上訴法院不僅推翻一審判決，亦將案件發回原審法院，要求依其法律見解重新處理，等同於全面否定原有賠償架構。
在訴訟對抗層面，Burford Capital長期採取高度進攻性策略，包括嘗試強制執行判決、申請扣押阿根廷海外資產、主張YPF與國家構成「同一實體」（alter ego），並調查央行儲備與政府官員資產，以尋求實際償付來源。
此次判決公布後，Burford股價單日大跌約50%，顯示市場對其訴訟資產價值的重大重估，也反映該案在其投資組合中的核心地位。
阿根廷方面的防禦策略則展現高度一致性。歷屆政府雖風格不同，但基本立場未變：一方面主張案件應依阿根廷法律審理，另一方面強調國家主權豁免原則，反對外國法院對其境外資產採取執行措施。
其法律論證主要集中於四點：第一，外國主權財產原則上不受強制執行；第二，美國法律中關於資產轉移（turnover）的規定不適用於主權國家；第三，YPF股份不符合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FSIA）例外條件；第四，強制執行將違反阿根廷國內法及國際法上的國家行為原則。
此外，政治與外交因素亦被認為在背景中發揮影響。阿根廷政府近年與美國建立更緊密關係，並透過外交與法律管道獲得美方支持。美國政府曾向法院提交意見書，警告若對外國主權作出不利裁決，可能影響美國自身在國際司法體系中的對等待遇。
總體而言，此次判決的核心意義不僅在於避免巨額賠償，更在於確立一項關鍵法律界線：國家行使主權進行徵收時，其法律責任不應輕易被轉化為私法契約違約。該界線同時關係到國際投資保護與國家政策自主之間的平衡。
儘管案件尚未完全終結（Burford仍可能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或國際仲裁機構），但本次逆轉已對阿根廷的財政風險、國際信用與法律地位產生實質影響，也為未來涉及國有化與投資者權益衝突的案件提供重要參照。
判決最直接的影響，在於大幅降低阿根廷短期財政風險。若維持原一審約180億美元的賠償責任，將對本已脆弱的財政結構、外匯儲備與債務重整進程構成重大壓力，甚至可能引發新一輪通膨與貨幣貶值預期。判決逆轉後，國家避免一次性巨額支付，短期內有助於穩定匯率與主權風險評級，並釋放部分財政空間，用於社會支出或基礎建設投資。
然而，中長期影響則更具不確定性。一方面，判決強化了國家在主權行為上的法律防線；另一方面，亦可能引發部分國際投資者對阿根廷市場「契約可預期性」的疑慮，進而影響外資流入與融資成本。因此，其對民生經濟的實際效果，將取決於政府能否將此法律勝利轉化為制度穩定與投資信心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