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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的社運團體「斷路客」（piqueteros）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自政府切斷其資金與物資分配權後，這些團體的影響力大幅下降，全國範圍內的抗議活動也顯著減少。根據政治分析機構「Diagnóstico Político」的數據，相較2023年全國抗議活動較前一年下降了23%，而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降幅更高達51%。
政府切斷資金與物資分配 社運團體影響力銳減
過去，社運團體透過掌控社會計劃資金和物資分配，維持其動員能力。然而，自2023年12月起，政府凍結了取代「Potenciar Trabajo」計劃的社會福利金額（每月78,000阿根廷披索），並收回物資分配權。這一舉措直接削弱了社運團體的資源基礎，使其難以組織大規模抗議活動。
此外，安全部長帕特里夏·布利里奇（Patricia Bullrich）實施的「反封路協議」也有效限制了非大型集會的街頭抗議。政府還取消了社運團體在合作社中的出勤管理權，並接管了社區食堂的物資分配，進一步削弱了這些團體的影響力。
社會政策轉向直接補助
數據顯示，2024年12月成為自2009年以來抗議活動最少的月份。人力資本部長桑德拉·佩托維洛（Sandra Pettovello）表示，政府決定「去中介化」社會政策，以確保弱勢群體能直接獲得福利，而非透過社運團體分配。她強調，這不僅減少了街頭封鎖事件，還提高了社會福利的透明度。
例如，政府增加了「全民兒童津貼」（AUH）等福利的金額，並確保這些補助直接發放給受益人。一位前政府官員指出，這種直接補助的方式「正在奏效」，儘管部分手段被認為「非正統」。
社運團體內部重組 尋求新政治定位
面對資源流失和影響力下降，社運團體正經歷內部重組與反思。阿根廷最大的左翼社運組織「工人陣線」（Polo Obrero）的領頭人物愛德華多·貝利博尼（Eduardo Belliboni）因涉嫌挪用社會援助資金而面臨審判。他計劃向國際法院提出申訴，聲稱審判過程未遵守關鍵的法律程序。
與此同時，其他社運團體也在尋求新的政治定位。例如，「Movimiento Evita」的領導人埃米利奧·佩爾西科（Emilio Pérsico）承認，過去過於依賴社會援助議題，而忽略了工作與生產的重要性，他呼籲重新聚焦於地方經濟發展，並支持新一代領導人。
「Barrios de Pie」組織的領導人丹尼爾·梅嫩德斯（Daniel Menéndez）則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政府擔任大眾經濟副秘書長，試圖在基西洛夫（Axel Kicillof）的帶領下重新定義社運團體在政治中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