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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阿根廷的國家風險指數經過數個星期的波動後，終於突破了 1500 個基點，反映出阿根廷債券價格的持續上漲，並降到 5 週來的最低點。
阿根廷的債務水平目前仍尚未回到 5 月份的水準，當時國家風險曾觸及 1200 個基點的低點。當時的情況與阿根廷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大力收購外匯和提升儲備金的時間點相吻合，當時央行購入了 170 億美元。然而，這樣的趨勢在 6 月份停了下來，也立即影響到了債券的價格。
如今，阿根廷政府大力推動要在 2025 年繼續實現財政盈餘，並承諾要做到「零發行」債務的政策。通過這種方式，經濟部希望持續降低國家風險，並恢復阿根廷能重新進入國際融資市場的機會。國際融資市場自 2018 年貨幣危機，以來就一直對阿根廷關閉大門。
分析師通常會參考摩根大通（JP Morgan）的「新興市場債券指數」（Emerging Markets Bond Index，EMBI），其中風險是透過比較主權債券的「利差」（spread）來產生的。這個利差是指阿根廷發行的債券收益率（利率）與美國國債收益率之間的差距。高利差意味著較高的違約風險。
舉例來說，假設阿根廷發行一支 10 年期的美元債券，收益率為 7%，而相同期限的美國國債收益率為 3%。這樣的話，利差就是 4 個百分點（或 400 個基點），反映出投資者對於阿根廷債務相較於美國債券所要求的風險溢價。
一開始，我們可能會以為是政府的言行與國家風險之間是存在直接關係的。
例如，哪天如果經濟部長卡普托（Luis Caputo）放話說阿根廷可能會違約，這無疑會嚴重損害債券價格，並導致國家風險急劇上升。
但是現在的情況卻恰恰相反，無論是經濟部長還是米雷伊總統（Javier Milei），都一再強調阿根廷擁有足夠的美元來應對未來的債務，但國家風險依然處於高位，顯然這些承諾對國家風險並沒有能起到作用？沒有反映出來。
要理解這種看似不協調的現象，我們需要考慮幾個對國家風險有直接影響的關鍵因素：
- 政治穩定性：
阿根廷向來缺乏穩定國家政策，特別是在經濟領域。政權的更替本身並非壞事，但每隔 4 到 8 年，阿根廷的政府一換屆就往往會「抹掉」前政府的成就，重新開始。
- 財政與貨幣政策：
當屆政府在處理財政和採取貨幣政策時的方式，不論是擴張性政策還是缺乏財政紀律，都可能因債務和通貨膨脹的增加而提高國家風險。
- 外部因素：
外部環境也有影響。例如，阿根廷關鍵商品如大豆的國際價格變動，會影響美元收入，進而影響外匯儲備的累積，增加對其能否履行債務的懷疑，從而導致國家風險上升。
經過基什內爾政府（Néstor Kirchner）的債務重組，國家風險降至 400 個基點以下，並在他任期結束時達到歷史最低點的 193 個基點（2007年1月）。
這表明，雖然國家風險是一個評估國家經濟和政治穩定性的關鍵指標，但在阿根廷，特別容易隨著時間而有很大波動，在經濟危機期間往往會達到高峰，在穩定時期則下降至相對較低的水平。
因此，發表這篇文章的 KKOMA 機構，在評估和比較不同國家的國家風險時，通常使用歷史平均值，而非單純依賴當前指數數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