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Fernando Marull开设的《FMyA顾问公司》一份报告指出，以最高额的社会福利来计算，一个家庭在今年六月份最多能有$ 72.000的补助收入。
其计算方式，是假设一对夫妇育有３名 14 岁以下的小孩，就有可能领到：
- 国家社会发展局发放的“食品现金卡” (Tarjeta Alimentaria)；
- 还有包括失业者、黑工在内的“全民子女津贴” (AUH)；
- 父母又能领到“就业补助” (Potenciar Trabajo)。
这要再加上，以弥补2020整年为名义的20%调值，所有的“全民子女津贴”(AUH) 对象只要在4月30日之前有填写声明书 (DDJJ)，都能在六月份加领 (按每名子女) $ 7083“加码的子女津贴”。如此一来收入就有：
- ３份“全民子女津贴” ($ 4.496)，总共是$ 13.488
- 外加３份“加码的子女津贴” (各$ 7083)，总共是$ 21.249。
- ２份“就业补助”也从六月开始调涨 (一人$ 12.636)，夫妻合计$ 25.272
- １张“食品现金卡”$ 12.000 (从孕妇开始一个有6千，两个小孩就是9千，3个以上1,2万封顶)
- 合计$ 72.009
如此算来，这个家庭已足以应付基本民生开销篮 (CBT) 甚至能购买其他的服务，根据国家统计局 (INDEC) 公布的五月份数据，一篮CBT约是$ 67.782。
当然不可能每个家庭都能领到这个数字。然而粗估，本意是将社会救济金转换成劳动的“就业补助”受惠者大约有 92 万人；“全民子女津贴”正常发给 4 百万人，而六月份还能多领到“加码的子女津贴”就有74,3万人，代表这情况还是极可能在部份家庭身上实现。
这份研究报告，试图突显政府为了支持“弱势群体”投注的金钱。尤其是最近几个月，阿根廷经济进入“选举模式”，政府发放社会救助金更可能变“新常态”。问题是：国际原物料的跌价后，出口带来的“外快”还能带回多少支撑？
尤其是疫情发生后，政府为了纾困，去年发了３个月“紧急家庭补助”(IFE)，有９百万人月领$ 10.000；每个月仍持续拨下钜款来脤济社会“弱势群体”，而且只增不减。
就以所有的“全民子女津贴” (AUH) 还能领到“食品现金卡” (Tarjeta Alimentaria) 为例，以前只发到 6 岁，如今也放宽到 14 岁，金额还更提高。
还有前文没有提及的雇主发薪补助2.0 (Repro II)、退休养老金调涨 (三月8,07%，六月12,12%)，等等社会福利金负担。
此外，政府在四、五月多付了$ 15.000给“全民子女津贴” (AUH) 和“怀孕津贴”(AUE)，虽然是一次性的，但也造福了AMBA地区许多单一税户。
退休老人在四、五月也分两期多领到$ 3000。然后七月份，所有的“就业补助” (Potenciar Trabajo) 又能一次性多领到$ 6000。
换个角度，和2020年的纾困方案相比，今年的发放对象已经改为锁定疫后的弱势群体，但政府的社会补助项目之多，几乎每一个部门都有参与：除了社会福利局 (ANSeS)，教育部、社会发展部，劳工部等都有补助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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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再加上阿根廷总统Alberto Fernández对“资本主义”的不认同感已众所周知，6月4日他在圣彼德堡 (San Petersburgo) 国际经济论坛上的讲话，直言批判当今主流经济模式“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义”，还放话说：现在该明了资本主义并没带来好结果。
两周后，多次“过家门而不入”的阿根廷籍教宗方济各，又在面对国际劳工组织的讲话中，因为一句《私有财产是“次要权利”》呼吁经济改革，引起强烈的舆论哗然。教宗的目的在提醒提醒商业人士，他们的真正使命是“为所有人创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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